1999年5月下旬，我在长江北岸走村串户，听农民讲了许多关于他们自己的事情。我的身份是官方的调查研究人员，我按照千篇一律的方式提问并且记录，作为记录者，我这方面没有任何虚构。

　　基本故事一：小刘是个33岁的男人，在家种地，还要带两个孩子。他的妻子小叶在天津当保姆，每个月挣500块钱，占他们家总收入的80%。小刘告诉我，1992年村里闹灾，他的妻子小叶跟着熟人去天津找活干，这一走就是七年。小叶每年春节回家看看。有一年回家，小叶的孩子见了母亲竟然不认识，小叶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

　　小叶每年会往村里打六七个电话，打到一个装了电话的邻居家。在电话里小叶经常诉说委屈，说她想回家。小刘完全理解小叶的心情，他说，小叶在外边省吃俭用，住在一间小屋里，自己做饭吃，每年攒二三千元带回家。尽管如此，小刘仍然不赞成妻子回家，妻子一回来，生活就难以维持了。两个孩子要上学，每年的学杂费需要一千多元，再加上生活费，加上各项税费，就所剩无几了。其实，人们的悲欢离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一笔又一笔枯燥无味的家庭收支账目决定的。

　　1998年村里又闹灾，水灾之后闹棉铃虫，棉花几乎绝收，化肥种子农药都收不回来，家里便欠了一些债。小叶计划再干一两年，还清债务之后就回来。小刘最后说，妻子究竟回来不回来，还要看孩子的情况。如果孩子有能力，是读书的材料，小叶就要多干几年，多积累一些钱给孩子当学费。如果孩子没出息，还了债，攒些钱就回来。小叶回来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居然是孩子是否有出息，是否值得培养。这个说法让我心里一动。这里好像藏着一个意思。这个意思使我想起了另外一两个小伙子给我讲的故事。

　　基本故事二：一个小伙子姓邱，31岁，小学文化程度，目前在家种田，他曾经外出挖了五年煤。他在私人开的小煤窑挖煤，住在工棚里。每个班大约干六七个小时，定额背五六吨煤。在完成定额的条件下，每天的工资在二三十元之间。就在这个地方，他们村的三个人死于小煤窑冒顶。我曾经去一位死者的家里访问，现在死者的妻子已经和死者的弟弟结婚了，弟弟和哥一起挖煤，哥死了，弟弟侥幸活了下来。有了熟人死亡的教训，危险就变成了很具体的东西。小邱害怕了，就回到家种地。但是种地是挣不来钱的，没有钱就不能盖房，也不能娶妻生子，这些人生的大事很难完成。于是他再次外出挖煤。每天挣20元，又干了四年，1997年彻底不干了。他说挣钱虽然不少，就是太苦。背煤比种田要苦，趴在地上爬，而且非常危险。结婚后，他的妻子也认为太危险，不让他干了。小邱说，他以后也不想再挖煤了，挖煤已经挣了了盖房的钱。他带回来的钱大约有二万元，这笔钱主要用于盖房。小邱反复几次谈到了挣钱盖房。他说，不出去挣钱是盖不起房的。他家的住房是1996年盖的，砖水泥结构，共三间，面积大约有六七十平方米。盖这栋房子花了他一万五千元。

　　讲完了两户农民家庭的收支状况，我应该老实交代其中隐藏着的那点意思了。这就是：在他们的叙述中，我似乎看到了一种人生的收支预算，一种以整个生命周期和核心家庭为单位进行的预算。外出打工，不管是当保姆还是挖煤，乃是这个整体预算中的一个必要部分，任务是挣盖房钱和孩子的教育费等。没有这宗收入，单单靠种田养鸡，收支账是做不平的。这是一种以家乡种田地养鸡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人生设计。外出只是一个填补盖房之类的额外用度的青春期插曲。如果外出者没有在中途转变立足点，没有发生整个人生设计的改变，这些农民早晚是要回乡的。别小看这项简单的账目计算，它决定了数以亿计的当代中国农民的人生模式及悲欢离合。这是一个巨大的群体的基本故事。在我访问的三个村庄里，有外出打工经历的农民，最少也占到了劳动力总数的25%，最多的竟占到88%。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生活在这个基本故事之中。

　　变型故事：有一部分农民从家乡出发，走到半途，彻底改变了原来的人生计划。他们不回去了，不再种田地养鸡了。原来的人生插曲演变成了主旋律。这样的人我听说过几个，也亲眼见过一个。我访问的这位“变型”农民姓丁，是长江上一条百吨级的运输船的船主。他的儿子刚到入学年龄，为了孩子上学，他卖掉了船，回到家乡。他打算歇业两年，把上学的儿子安顿好，再找个同伴重操旧业。歇业是没有办法的事。船主的生活本来是很稳定的，一家三口住在船上，好像一个水上运输个体户。生活和收入都很好，本来这样过下去就行了。丁家在村里没有房子，原来的房子毁了，他也不打算盖。他的承包田已经转给了哥哥。这一切都说明他不打算回来了。但是儿子没法上学，这个问题难住了他。于是妻子被迫下船，回到家乡带孩子读书。只剩下一个人，船上的活就没法干了，于是他被迫歇业。但是丁船主仍然不打算盖房，他寄居在亲戚家里，一旦有条件就会继续当他的船主。对他来说，回乡反而成了一段插曲。像丁船主这样的人，在他的村庄里有将近二十个。有的人买了上千吨的大船，很难想象这些人会再回来种地养鸡了。在外边发财买房子的人，找到永久性职业的人，在我去的各个村子里都有几个，有的连户口都转进城镇了。他们的外出已经成为迁移。对他们来说，以家乡农业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人生设计早已彻底改变。愿意作为这种改变的农民大有人在，问题是缺乏能力和条件。

　　当代农民的基本故事和变型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命中注定的，但也包含了人为的因素。

　　决定基本故事的因素，包括学生的税费负担，低廉的农产品价格和狭小的土地。在人均不足一亩土地上，种植卖不出几个钱的农作物，再无偿上缴二三成的收入，这就注定了农民要向外寻找机会。只要地少人多，只要世界市场的农产品价格不暴涨，只要吃皇粮的干部职工不减少，农民外出的基本故事就要继续演下去。

　　决定变型故事的因素，包括城市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城市经济提供的就业机会，户口政策，教育政策，等等。这方面的内容就更加复杂，但也更容易有所作为。

　　我访问了好几户外出回来的农民家庭，一个经常听到的回乡原因，就是孩子读书。城市的教育体系排斥和歧视农民，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请注意，仅仅由于一张政府发明的纸片，许多人就更丧失了最基本最正当的权利，就要演出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人生故事。这并不是由于他们不肯干，不能干。譬如最开始谈到的小刘和小叶，他们为什么不能举家迁入天津？小房已经有了，并不需要多少额外的代价。小刘也说，一九九八年大灾之后他去了天津，还找到了一份在食堂打杂的工作。他对天津的印象极好，认为工作的机会很多，收入也比在家种地高好几倍。他给我举的例子有餐馆打杂、卖菜、卖水果和看收费厕所，这都是城里人不愿意做的。但是他不得不回来，因为孩子在城里无法上学。让孩子上学的要求简直太正当了，如此正当的要求居然不能得到满足。制约着这种变型故事规模的，还有许多政府方面的因素。为了迎接节日之类的“喜事”，城市就要清理许多路边的摊点，结果有大量农民被无偿赶走了。这样的农民我遇到了两个。他们本人倒没有多少怨言，似乎理当如此。这又让我想起了《汤姆大叔的小屋》里的那个老实的黑人。但无论他们如何老实，不敢以城市为家的念头总是抹不掉的。那里显然是一个很不安全很不稳定的地方，一旦政府心血来潮，他们就可能衣食无着。在这样的背景下，变型故事恐怕也不会多到哪里去。

　　其实，这种城乡隔离政策也在伤害城里人。大量的下岗失业，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内需不足。而内需为什么不足呢？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购买力还比不过城市居民的一半。中国号称有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市场，其中一大半是不能当整数算的。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不愿当个整数，而是人家不让。

　　总之，这许多人为或自然因素的变化，将决定变型故事能不能由弱转强，演变为主流故事或者叫基本故事。那将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一个彻底改变中国的故事。

　　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仔细计策一下小邱家在1998年的收支账目。

　　据小邱自己说，他家去年上缴各项税费500多元，平均一亩地负担160多元。从村里的税费清册上查出：邱家承包土地3.31亩，全年税费合计541元。其中：1、农业税121.5元。2、特产税81.6元。3、村提留180元，包括公积金49.5元，公益金24.75元，管理费106.4元。4、乡统筹120元，其中包括乡村两级办学72元，计划生育12元，优抚9.93元，民兵训练6.62元，民办公助事业19.86元。5、外资还贷57.69元。6、预排电费19.86元。7、集体站水费46.3元。8、两工(义务工和积累工)13个。

　　邱家的3.3亩土地如果种两季稻，正常收获价值2000元，种子化肥农药的开支约550元，再减去税费541元，纯收入只有909元。这笔钱显然不足以支撑一个三口之家。小邱的办法是捉黄鳝。每年的收入在五百元左右。再加上养鸡养鹅，温饱问题可以解决，盖房则很困难。

　　在一个缺乏财产安全与秩序的社会里，对获利能力的幻想，不如对伤害能力的幻想具有根本性。金庸笔下的大侠，其所具有的伤害能力，只有皇帝能与之相比，却比皇帝要幸福自由得多。武侠梦，实质上是中国男人改良了的皇帝梦。

　　早就有人说过，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这些年，金庸编织的成人童话风靡汉语世界。他给我们编织了什么梦？我们如此上瘾地读金庸，显露出我们内心和我们社会的什么东西？

　　金庸对武侠的想象色彩缤纷，但是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拥有一种超常的能力，可以保护自己不受暴力的侵犯和伤害，自己却有能力随心所欲地伤害别人。

　　当然，有能力伤害别人，并不一定就要使用这种能力。真正的武侠，可以称为侠的人，一定要有武德，要遵守天道，不仅不使用超常的暴力害人，还要保护弱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武侠就是凭一己之力匡扶正义的人，也是替天行道的人。

　　我们愿意当这样的人吗？如果需要算计一下再做回答，那好，请留意以下几项条件。

　　第一，当这样的人门槛很低。无须特别的家庭背景和超人的资质，我辈寻常人就可以入选。入选后，也无须吃特别多的辛苦，莫名其妙的几次奇遇就能使你获得常人需要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积累起来的功力。保持这种功力，还无须戒酒肉，更无须远女色。

　　第二，一旦成为这样的人，便会有美女——通常还不止一个——芳心暗许，闹得你的生活充满月影花香，情趣盎然。

　　第三，你的大名在江湖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敬。凭着这个名头，走哪儿吃哪儿，华服美屋，还动辄有几百两银子的进项(普通人家一年的收入不过二十两)，无须当牛做马为稻粱谋，永远不必为柴米油盐之类的琐事操心。

　　第四，法律管不着你。哪怕杀人如麻，大侠们也没有通缉逃亡之苦。没有查夜，没有身份证和户口本暂住证，住店也不用登记姓名。

　　其实，不用这么充分的条件，只要有一两条就足够我满意的了。金庸笔下的大侠既富且贵，又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正义的事，受人感激的事，这等十全十美的好事谁不想撞上。

　　我们当然知道，维护正义是很麻烦的。在当代社会中，这是检察官、律师和法官们，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费了无数的心血和麻烦，勉勉强强还未必能维持一个大概的。指望一个武术高手在短时间内明辨是非，以暴力维持公平和正义，这简直是一个神话。不过神话恰恰是既省事又省心的故事。我们特别怕麻烦，怕费心，怕受约束，还怕合作，怕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怕走复杂的组织程序，怕背诵复杂的法律条文，我们幻想舍弃这一切麻烦，不支付任何代价，像呼唤神灵一般地把正义从空中呼唤出来。

　　原来，我们的白日梦是一个富于正义感的懒汉的富贵幻想。究竟什么人拥有超强的暴力，不受暴力的威胁，却能以暴力贯彻自己的意图？究竟什么人可以衣食无忧，既富且贵，身边美女如云？这种拥有“匡扶正义”的地位，凭借暴力获得立法和执法权威的社会角色，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皇帝的生活，乃是中国人所能想象的尘世间最幸福的生活。不过金庸又替我们想象了一个比皇上还幸福的角色，也就是大侠。

　　皇帝还有许多不自由，还有上早朝的义务，处理公文的义务，不能睡懒觉，不能自由出入民间，被迫忍受许多约束。武侠没有这些烦人的事。这是一个摆脱了讨厌的义务，又可以尽情享受生活的自由权利的角色。除了内心，没有任何可以约束他的力量。

　　总之，武侠梦就是中国男人的改良皇帝梦。

　　我得承认，金庸对帝制颇为反感。在他笔下，凡是有一统天下的野心的人，几乎都是大号的反面角色。但是，设身处地替皇上想一想，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一统天下正是追求社稷安全的合乎逻辑的行为。大侠凭着独步天下的武功不受任何威胁，皇上只有剪除异己才能不受任何威胁。在寻求绝对安全的意义上，追求绝顶武功的人，与追求天下一统的人，实属一丘之貉。

　　其实，做改良的皇帝梦也没有什么不好。我就很喜欢做。皇帝梦中的许多东西，也是人类普遍的幻想和渴望。譬如公正，强大，受人尊敬，衣食不愁，美女如云，安全，有成就，不受管束和约束，不干没有意思的苦工，等等。我们当然可以看出来，这些幻想不仅简单幼稚，而且自相矛盾。但我们愿意梦想的恰恰是这种简单幼稚和自相矛盾的东西。

　　与几百年前的《水浒》和《三侠五义》比起来，在金庸笔下，忠孝和义气之类的许多说教消失了，杀人不眨眼的蛮横减少了，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度的爱情气息、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色彩出现了。经过这些调整，金庸编织的梦境就更对当代人的胃口，更容易通过具有当代口味的良知或超我的审查。为什么武侠幻想在中国格外流行？除了合乎我们的梦想之外，社会气候和土壤似乎也格外适宜。对武侠的幻想，其实就是对拥有强大的伤害能力的幻想。中国古典文学中并不缺少类似的先例。孙悟空，梁山好汉，都是超强暴力的拥有者。他们都是人们心目中的大英雄。即使那些大魔头，由于武功高强，也成为人们羡慕尊敬的对象。只有平民是不值得一提的。在武林高手眼里，平民不过是伺候人的店小二。或是用来出气的店小二，或是供他搭救的芸芸众生，这正是皇帝眼中的百姓的功能。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假如换一个社会和时代，幻想的对象大概就不再是武侠，而是亿万富翁，似乎那才是西方男人的幻想中心。体现这些幻想的作品有《百万英镑》、《基督山恩仇记》，还有那些畅销的关于巨富的传记。西方男人的幻想可以集中在巨大的财富上，但中国的财富很缺乏自卫能力，不那么值得幻想。在一个缺乏财产安全和秩序的社会里，对获利能力的幻想，不如对加害能力的幻想那么具有根本性。

　　在金庸笔下，男主人公最后总是赢了，消除了对自身和江湖的重大威胁，携神仙美眷飘然而去。不过在我看来，更普通因此也更深刻的问题此时刚刚出现：大侠赢了以后怎么办？大侠在逃避了追杀，赢得了美人心，清除了各种威胁之后，终于可以过正常生活了，就好像我们大多数人如今每天面对的问题一样，那时候，他怎么过？如何养家糊口供房子？当保镖？当武术教练？他不觉得口中寡淡吗？如果这种问题不能提出来，如果解决这种问题的想象不能流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还没有走出童年？或者我们太老太累太无能，只好在装嫩中尝一点乐趣？